曹丰泽：在非洲做基建，我想谈谈真实感受
我是中国电建驻非洲的一名90后工程师，本硕博均毕业于清华大学，过去的两年半中，我在坦桑尼亚、赞比亚和莱索托的水利工程项目上工作。
下凯富峡水电站是赞比亚40年来投资开发最大的工程，是“一带一路”典范工程。这座水电站2017年开工建设，2023年3月所有机组投产运行。此前，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电费很贵，以卢萨卡一家食品企业为例，高企的生产成本让该企业老板汤普森被迫提高商品售价，而高昂的价格又限制了商品的销量。在下凯富峡水电站开始发电并逐步满发后，赞比亚的发电量一举提高了38%，而且水电的边际成本极为低廉。对汤普森来说，廉价而稳定的电力供应让他生产的食品价格得以下降，但由于销量的增加，他的利润不降反升。
整体来说，当地人对水电站这样的项目都比较欢迎。一方面，水电站属于没有太大争议的惠民项目，建成后周围的农民都能受益。它不像采矿业，可能由于利益分配等问题受到阻力。另一方面，水电站的建设过程中会雇用几千甚至上万名当地老百姓。
在大型工程领域，中国已经有着绝对优势。虽然最初我们的技术是向西方学来的，但它们已经失去了建设大型工程的能力。举个类似的例子，美国1969年就已经登月，但现在想再次登月也挺费劲的。实际上，在大型工程领域，现在是中国企业间的竞争比较激烈。
西方经常炒作所谓“债务陷阱”，这自始至终、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被凭空捏造出来的概念，任何在基础设施建设一线的人都能看出这是阴谋论。作为债权人，提供贷款肯定是希望能够按时收回款项。如果借债的人没有按时还钱，说明出现了决策失误，把钱借给了没有能力还钱的人，自身要承担损失。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，投资超支或者收益没有达到预期以至于无法还钱。但这不是什么“债务陷阱”，只是决策问题，而且也是个案。在我比较了解的东南非国家，很多项目的财务状况都是健康的。在前期，无论是当地政府、相关企业、中国发放贷款的银行都会进行专业、细致的评估以理性决策，不存在盲目上马项目的情况。
我个人对非洲的发展前景比较乐观，但并不是说像有些人幻想的那样，今年的投资能让一个国家明年就经济腾飞，这不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。在东南非国家，我能肉眼看到不少国家的经济在以每年4%至5%的增速逐渐发展，这已经相当不错。在赞比亚，有一家超市设立了国货柜台，里面都是一些食品、日化用品等小东西和简单工业品。但在5年前，这些商品可能都无法本土制造。
从长远看，水电站这类基础设施的直接收益只占一小部分，它更大的作用体现在依附于体系的私营企业能够从中获益。我们在非洲以及其他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，归根结底就是通过引入体系的方式，让这些国家摆脱恐怖的“马尔萨斯陷阱”并实现良性循环。谁能尽可能多地将社会资源从分散的个人手中集中起来，然后尽可能多地投入社会公共品的建设当中，谁就可以更快地压低私人的生活和生产成本，提升私人的生产效率，进而形成经济更好的良性循环。
虽然在欧美国家或中国，“马尔萨斯陷阱”已经不是一个问题，但它在非洲国家情况却不同。例如刚果（金）的总和生育率高达6.1，也就是一名女性一生平均生育6个孩子。这么高的生育率，经济增长再快也快不过人口增长，整个国家的失业率只会越来越高，老百姓的生活只会越来越差。这就是典型的“马尔萨斯陷阱”。
我在非洲见过一些村子，成年人很少，大部分都是小孩，甚至1名妇女能带10个孩子。而且当地的社会文化也不考虑孩子的夭折率，而是认为“生了15个，总有七八个能活吧”。在中国，大家会把生育看作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强调优生优育，比如考虑对妇女身体的影响、培育孩子的成本等。但不少非洲人认为，不断生孩子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，很少会考虑是否能吃饱饭、是否能接受教育等问题。
虽然我们希望目前正在做的工作能帮助非洲国家摆脱“马尔萨斯陷阱”，但我有时候也会产生担忧。有的国家刚开始发展得不错，但可能突然就开始陷入混乱或者爆发内战，这背后或许有境外势力煽动，也可能是由于内生的结构性矛盾。如果乱了，发展成果就都没了。中国在刚果（金）有一个水电站拆除项目，就是因为内战把一个好好的水电站给打坏了。
整体来说，我只在非洲待了两年多，这些观察和分析对长期在海外一线的人来说还是“小儿科”。很多在海外长期工作的人都是从基层摸爬滚打过来的，对技术、投资和当地情况都很了解。未来，我们的工作可以多听听他们的建议。（作者是中国电建驻非洲工程师，本文由本报记者赵觉珵、胡雨薇采访整理）